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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布通之战虽未达到全歼噶尔丹的目的,但使噶尔丹遭到沉重打击,实力大为削弱,逃亡途中又遇到瘟疫,得以生还者不过数千人。所以,战后噶尔丹一反过去傲慢态度,一再发誓“自此不敢犯喀尔喀”。康熙于八月十八日遣人敕谕噶尔丹,严正声明 :“尔今率尔兵出界而居,不得擅犯我属下部落喀尔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与众部落往来通使 ”,“ 若再违誓言,妄行劫夺生事,朕厉兵秣马,见俱整备,必务穷讨,断不中止”。

  康熙通过这次战役,总结了敌我双方在战略战术和军事素质上的差距,以求知己知彼。他通过回顾总结,扭转了原来认为噶尔丹不堪一击的轻敌思想,同时找出了清军的弱点,不仅“排列太密 ”,被伤者多,康熙传                     76而且“进退之际,海螺未鸣 ”,指挥不力。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决定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此后,康熙帝设火器营; 恢复春秋二季的校猎,“令八旗官兵集于宽敞平原之地,排列阵势,鸣锣进退, 以熟操练”。多少年之后,他仍不忘乌兰布通战役的教训。

  击退噶尔丹之后,康熙立即重新编组喀尔喀蒙古各部落。他接受喀尔喀蒙古贵族们的所请,决定按照管理内蒙古四十九旗的办法,将喀尔喀蒙古有效地管理起来。康熙帝于三十年(1691)四月十二日启程巡察边外蒙古等生计,抚绥安置喀尔喀数十万民众,四月三十日到达多伦诺尔。皇帝行营安设之后,令喀尔喀各部落贵族从百里外移近50里,与内蒙古49旗贵族们的帐幕一同环绕皇帝行营屯列。

  五月初一至初七日,在多伦诺尔上都牧场境内,召集全体喀尔喀贵族举行会盟,对喀尔喀蒙古部落间的矛盾进行调解,明确是非,评定是非曲直,然后颁赏封爵,并举行阅兵。当五月七日康熙帝会阅完毕启程回北京时,内蒙古四十九旗和喀尔喀蒙古的贵族们分列路之左右,依恋不已,伏地流涕,情景至为感人。

  多伦会盟,结束了长期以来喀尔喀蒙古的内部纠纷,促进了我国北方蒙古族的团结;朝廷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管理,使之成为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败逃时,曾跪于威灵佛前发誓,康熙传                     77永远不再侵犯中华皇帝之喀尔喀以及众民,但逃脱险境惊魂稍定,立即故态复萌,继续与清廷为敌。康熙三十一年(1692)八月,噶尔丹的属下率兵在哈密附近杀害了康熙帝派往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员外郎马迪等,“尽劫马驼行李而去”。同年九月,噶尔丹又上疏,继续索要喀尔喀蒙古头领及民众。康熙看出噶尔丹心怀叵测,从而加强了防御。

  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正月起,康熙先后往右卫(今山西右玉)、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宁夏(今宁夏银川)、 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派兵遣将,以防噶尔丹侵犯西藏、青海、哈密等地。同时部署了东路兵力,令盛京(沈阳)、乌喇(吉林)、黑龙江官兵,遇事“可会于形胜之地,相机前进”。这样,从西到东,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率骑兵3万,以流寇方式,在外蒙地区忽东忽西,到处骚扰。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康熙帝确知噶尔丹正屯驻巴颜乌兰过冬,活动范围在土拉河与克鲁伦河流域,兵丁6000,便决计出兵三路进剿:东路,派盛京兵、宁古塔兵、黑龙江兵共5000人,令定期会合,由三省将军统辖,以防噶尔丹东侵;西路,调右卫兵、京城增发兵及大同绿旗兵,合计24260余人,总辖于费扬古,由归化城进剿;中路,调京城、宣化府康熙传                     78绿营兵等,共计27970余人,由京师进剿。此外,另设陕西一路,发西安满洲兵、汉军火器营兵、绿旗兵共22400余人,后来见噶尔丹无西窜危险,将这路兵合于西路,由费扬古率领。以上兵力已达79600余名,超过噶尔丹兵力十倍以上。

  在三路清兵中,中路和西路是主力,西路已任命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而中路一直未任命统帅,人们猜测皇帝有意亲征,于是纷纷上疏劝阻。康熙帝始终不忘乌兰布通之战的教训,故而决意亲征,并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三十五年(1696)二月下旬,康熙得知诱敌之计奏效,噶尔丹果然沿克鲁伦河而下,认为机不可失,乃于三十日亲统大军启行,经怀来、赤城,出独石口,向西北进发。行军途中,康熙帝“常以休息士马为念 ”,见行李迟缓,军士人等不能及时安营,他就于每日五更即起,亲自督促运送兵丁行李的驮队及早启行,使行李先到营地,这样,士兵马匹得到及时安置休息。见天气阴晦,怕有雨,就立即传谕部队注意盖护马匹。三月十五日,部队驻于滚诺尔的地方,雨雪交加,康熙帝见军士未即安营,自己也不肯先入行宫,“雨服露立,俟众军士结营毕,始入行宫, 营中皆炊饭,然后进膳”。此时康熙已年过四十, 仍保持其祖辈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

  康熙传                     79

  康熙在进军途中,不断派人出使噶尔丹,以探听消息,并从其扣留使者马驼,令步行而回,分析他尚不知士兵到来,因而有恃无恐,并未远遁。康熙据此展望战局,认为前景甚为乐观,西路兵即使稍迟缓,噶尔丹也难逃阻截。两路合兵聚歼顽敌,已指日可待。随从大臣等仍然坚持噶尔丹已经逃遁之说,建议皇帝返回。康熙严加驳斥。不久,遣往探听消息的人回来说,噶尔丹未曾逃去,仍在克鲁伦,诸臣无不钦佩皇帝的高见。

  四月十三日,康熙亲率中路大军从科图进入喀尔喀,至苏德图驻跸,派人通知西路大军费扬古,中心内容是令其注意阻击溃逃之敌。

  四月二十二日,康熙驻西巴尔台,得知噶尔丹“实在塔尔几尔济地方”。 第二天接费扬古奏疏,知西路军于初十日从乌兰厄尔几启行,进趋土拉,预计五月初三日可到克勒河朔地方。康熙与诸王大臣研究作战方案。后来,康熙又两次发动臣下讨论作战方案,表现了高度的军事民主作风。

  到五月初四日,预计费扬古已到土拉,康熙便遣使以敕书、赐物及俘虏送往噶尔丹。噶尔丹原不相信皇帝亲征,说 :“康熙皇帝不在中国安居逸乐,过此无水瀚海之地,宁能飞渡乎?”后来从康熙放回的厄鲁特人口中得知皇帝确实已亲自出征,又亲到前沿遥康熙传                     80望清军大兵队伍行列规模,“不似乌兰布通时 ”, 大惊失色说 :“是从天而降耶?”遂传令众人,尽弃其庐帐器械而去。

  五月初七,侦知噶尔丹所在,康熙立即整兵出击。他亲率前锋兵在前,诸军依次而进,兵威之盛漫山遍野,不见涯际,整齐严肃。这天,康熙驻于西巴尔台,噶尔丹“乞暂缓师 ”,康熙知其别有企图,予以拒绝。第二天,直趋克鲁伦河。康熙帝亲率数人登高执圆镜望远,侦察地形,然后部署兵力。自五月八日至十二日,康熙帝身先士卒,疾追五日,这时,军队粮饷不继,不得已决定改由全部前锋军、满洲火器营兵及亲随护军,组成一支精悍队伍,每人凑足二十日口粮,令其前讨。康熙自出师以来,“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兵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 ”,惟欲前进,并不退却一步。这次只因“西路兵及西路饷皆未如约而至 ”,不得不安排轻骑前进,自率大队回军迎粮。 康熙帝预计噶尔丹应难逃脱,“捷音数日内即到”。

  大将军费扬古率西路大军星夜前进。因行程遥远,已粮匮马乏,人畜倒毙,不能前进。当闻知皇帝御驾已达克鲁伦,众官兵无不精神振奋,齐言皇上出自深宫,尚且先至敌境,我等敢不冒死前进?所以不用督催,自觉奋勇克敌。

  康熙传                     81

  五月十三日,费扬古正率军向昭莫多进发,突然闻报发现厄鲁特蒙古军队的踪迹,立即命令前锋统领硕代、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前锋迎战,且射且退,把敌人引入昭莫多附近的大军阵前。费扬古立即调兵布阵,严阵以待,等见噶尔丹率万余人进入阵地,立即遵皇帝预授的策略,令官兵步行奋击。从下午一时战至下午六时,难分胜负。费扬古见噶尔丹的后阵不动,知道是妇女、驼畜所在,马上组织了精锐骑队绕到敌人的后面,偷袭其背后,果然敌营大乱。这时,清军上马冲击,乘夜追逐了三十余里,斩敌首级3000余,杀死噶尔丹的妻子阿奴、生擒数百人,俘获大量子女、驼马、牛羊、器物,其中仅牛羊达20余万头。只有噶尔丹率领数骑抢先逃走。

  康熙于五月八日闻捷报大喜,降旨奖励官兵。

  昭莫多之战是由康熙帝亲自领导和组织指挥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围歼战,全歼噶尔丹主力,对统一北方、稳定边疆局势意义十分重大。

  昭莫多一战,清朝取得了征剿噶尔丹的决定性胜利,但种种迹象表明,噶尔丹落荒而逃后,将西去纠集旧部,投靠达赖喇嘛,图谋卷土重来。有消息说,噶尔丹又遣人收集余部5000余兵,要往哈密过冬。康熙感到噶尔丹不根除,边疆地区仍存一大隐患,所以在东部仅作一般性防御,除留少数黑龙江兵驻科图康熙传                     82外,其余全部撤回。然后令大将军费扬古率部分官兵到各处侦探消息。同时,他及时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地区。

  针对西北地区形势复杂的情况,康熙帝决定二次亲征,切断噶尔丹去回部、青海和联络西藏的通路,以便对其进行招降,并及时处理西北各族、各部落间微妙的关系问题。为防止官员劝阻,他于九月四日以“往宣化地方行围”的名义着手准备。直到十五日大兵启程的前几天才透露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出兵”。十九日,康熙帝启行,二次亲征。

  康熙于征途中时刻不忘招抚事宜。九月二十二日,至怀来县城西,差人将招抚噶尔丹、丹济拉敕书三百道送到大将军费扬古军前,“令其颁示”。为了有效地贯彻招抚政策,康熙帝对降人和俘虏进行了适当安置:将陆续来降的1500余人编入上三旗满洲佐领,其中头人分别授职;不愿来内地者,送往费扬古军前,各给马一匹遣回原地,“令彼往谕噶尔丹, 言彼若来降,亦待以显荣”。 十月初七日,康熙驻瑚鲁苏台,令将昭莫多生擒给主为奴的男女3000人,“ 皆赐银赎出,使其父子夫妇兄弟完聚”。

  康熙招抚噶尔丹,重点是分化瓦解其上层人物,十月二十一日,康熙遣昭莫多之役受伤被俘的厄鲁特曼济回噶尔丹处与妻子团聚,并赍敕文给噶尔丹、丹康熙传                     83济拉等。

  为迫使噶尔丹归降,除遣使招抚之外,康熙尤其注意调动兵马,围困阻击。康熙部署兵力,组成西北联合防线,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噶尔丹西窜的通道,使噶尔丹处于孤立无援之困境。

  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收抚其降众, 遏绝其外援 ”,重新部署西北兵力之后,于十二月二十日胜利返回北京。

  康熙于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结束之前,已开始了第三次亲征的准备工作。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臣下出现了轻敌麻痹思想,劝皇帝不要亲征。康熙以当初三藩叛乱迅速蔓延的事实说服大臣,于二月初六日,进行第三次亲征,正式出师前往宁夏部署征剿噶尔丹,并顺便“招徕瑚瑚脑尔等西陲厄鲁特 ”,乘便巡览边区形势,察视军民生业。他见“缘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业艰难 ”,深表同情,因而一再颁布谕旨: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内廷供办,不以烦民;随从人员尽量减少;市场所买东西,全部按时价;所过城堡衢市禁止结彩;严饬地方官员,不得借端科派。为了减少对百姓的干扰,甚至行军路线也作了调整。三月十七日,驻于陕西安边城东,得知宁夏诸大臣准备前来迎驾,康熙立即派人通知 :“勿得远来迎驾以劳马力,止令于黄河对岸迎接 。”宁夏总兵官王化行,康熙传                     84奏请皇上行围甘肃境内的花马池,以观军容。康熙帝也以防止马疲为由谢绝。总之,他力戒排场,节省开支,集中人力、物力,尽快消灭噶尔丹。

  三月二十六日,康熙抵达宁夏。去年冬天派出的各路使者这时已陆续返回。二十九日,接到出使噶尔丹的使者奏报,噶尔丹实无降,而他的属下及大臣都十分动摇。

  康熙帝当确知噶尔丹穷迫已极的处境后,重整了兵力,闰三月十一日部署两路出兵事宜。十二日一面遣使颁敕,一面进兵搜剿。

  一切就绪,只待佳音。四月十五日,康熙接到费扬古奏报:噶尔丹最亲信的重臣丹济拉派人来报告,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饮药自尽,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体及其女儿钟齐海,率三百户来归。康熙闻报,命费扬古选精兵往丹济拉处,押护前来。

  五月十六日,康熙帝凯旋而归。从第二天起,对三次亲征进行总结。康熙征讨噶尔丹所取得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它扫除了漠北、西北地区一大不安定因素,稳定了那里的社会秩序,加强了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的统一管辖。更为重要的是,康熙为保卫中国领土的安全与完整,进一步团结众蒙古部落,筑成一道抗击沙俄南侵的铁壁铜墙。

  康熙传                     85

  康熙帝向来注意亲理国事。蒙古问题事关重大,尤其谨慎,不能不亲自处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在这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

  康熙于十六年(1677)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开始北巡。二十年(1681)四月再次出巡,他带领满汉大臣、八旗禁旅,会同内蒙古各盟旗王公贵族,以及喀喇沁旗的3000蒙古旗兵,一边射猎习武,一边勘测围场。于是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同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与四旗接壤处建立了木兰围场。满语“木兰”汉语“哨鹿”的意思。木兰围场东西相距300里,南北直径近300里,周长1000余里,总面积约1万余平方公里。它位于内蒙古中心地带,北控蒙古,南卫京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木兰围场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措施。这个围场既是清军打猎、习武的猎场和练兵场,又是康熙绥远的禁苑。康熙自木兰围场设置直到逝世,只有两年未到围场。一是二十一年(1682)出巡东北;一是三十五年(1696)征噶尔丹。其余48年,每年一次率八旗出塞,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

  秋狝规模很大,康熙二十二年(1683), 皇帝令每年派出骑兵11 2万人分三班赴口外行围,以野兽为假想敌进行军事训练。各部院官员必须参加,康熙传                     86以“娴习骑射”。蒙古各部都参加。 行围是严格的军事训练,每期二十天左右。每天黎明前出营,列队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皇帝、皇太子首先射猎。围猎圈缩小时,皇帝驻马观围,满蒙王公和诸部落射生手则大显身手。一日行围结束,根据猎获情况论功行赏,然后点起篝火,举行野餐。外围期满,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

  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已有其特殊意义;康熙在这里接见蒙古各部上层人物。为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康熙必须定期与其上层人物接触、交谈。但蒙古各部多居于高寒地带,多数人没有出痘,到内地往往因天热突然出痘死亡,所以以“进塞为惧”。清政府规定了蒙古王公定期朝见的“年班”和“围班”制。凡已出痘的蒙古王公,有免疫力,每年年末轮流进京朝见皇帝, 称为“年班”;没有出过痘的蒙古王公,在塞外轮流陪同皇帝打猎,称为“围班”。 康熙选在高敞、凉爽的木兰围场接见他们,对此,蒙古诸部落的王公都甚为感激。

  避暑山庄坐落在承德市区,初称热河行宫,也称承德离宫。后来康熙亲笔题名为避暑山庄。康熙从四十一年(1702)开始在北京至木兰围场途中建立行宫,热河行宫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行宫有供中途休息饮水、吃饭用的茶宫、尖宫,还有住宫。热河行宫康熙传                     87属于住宫。它包括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总面积为564万平方米。行宫外围东、北山麓分别建了外八庙。

  康熙一生崇尚节俭,尤其反对为个人享受而大兴土木,那为什么还要建行宫呢?建行宫以避暑是其用意之一,其重要意义还在政治方面。皇帝每年用差不多半年时间在口外从事政治、军训活动,这样热河行宫成为诏见官吏、接见各民族王公贵族、外国使节及处理朝政、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实际上成为康熙帝处理民族事务、加强北部边防的政治中心。康熙并不特别热衷于修庙宇,外八庙的修建完全是利用宗教团结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的需要。这些庙绝大多数是清朝在解决北部、西北部边疆和西藏的历史过程中,为了供来承德朝见皇帝的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观瞻及从事宗教活动而建的。外八庙很容易使人想起蒙古、新疆和西藏。各族上层人士到承德,自然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它们是清政府实现对边疆各民族的统治、建成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象征。康熙传                     88

  第七章  察吏安民

  康熙帝说 :“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 。”基于这一认识,他把察吏安民重点放在考察高级官吏上。其中主要是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及在京二品以上堂官。

  康熙亲政前,下诏求言,当时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说民间疾苦都是因为督抚的贪婪与残酷,这不单单是守令的过错,上有监司,再上面又有督抚。提出以后考核官员“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御史余缙建议:“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 。”这些所奏,十分中肯,但是,问题还不止于督抚,更深的根源在部院大臣。因为京官无法直接向人民搜括,但手握官员任免权与钱粮奏销权,可借助权势向京外官员勒索贿赂。

  康熙帝亲政之后洞察官场种种弊端,十分重视对高级官吏的考察。起初,他对外官与京官勾结行贿纳贿的事进行教育、警告,明令禁止。但“未见悛改”,“在外文武官,尚有因循陋习,借名令节生辰,剥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复康熙传                     89苛索属员,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员亦交相馈遗 。”康熙认为,兵民日渐困乏,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严加制止,谕吏部、兵部 :“今后有仍蹈前辙者,事发之日,授受之人一并从重治罪,必不姑贷。”十八年七月,京师地震,康熙命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抚等官,言政治得失,并亲自反省,总结六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第一条指出 :“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 。”其原因在于“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官吏私橐”。 为割断督抚与部院大臣的非法联系,特规定:凡督抚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各官, 彼此谒见、馈送,因事营求, 以及派家人“问候”、来往者,将行贿者及受贿者“俱革职”;官员本人不知其事者降二级,  但将经手此事两家家人“俱正法”。

  这样,问题仍未解决。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用“合法”手段继续作恶。如:各省地丁税课各项钱粮,在本地支销兵饷、驿站、俸工、漕项等,每年用银约2000余万两,由皇帝将督抚奏请报销的题本交户部审核,办理报销。但是在履行报销手续时,户部往往借端挑剔,反复多次难以通过。这时督抚只好向户康熙传                     90部行贿——“内外使费”。 之后,即使报销的题本上有问题,户部也能让顺利完结。再如:外省向中央解送钱粮的时候,若不足量,户部有权令其补送,称之为挂平。户部大员手中有权,不分青红皂白,硬是以不足量为借口,强令补送,而且让解送的数量相当大,数量每年大约在解送钱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如果解送钱粮的官员事先与掌库的户部官员讲明,每10万两银两给户部4000两“好处费 ”,  便可以免去“挂平”。仅此一项户部每年可非法收入三四十万两。这可谓是皇帝眼皮底下的结伙贪赃妄法。还有漕督之官与户部大吏互相勾结侵吞国家财富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些均是办理公事过程中,以公事“公办”面目出现的行贿受贿、贪污钱粮的例子,它比私下收受贿赂要高明得多,危害也更大。

  经济上结伙贪污,政治上就很难秉公从事。如九卿会推官员,不能做到至公至正。有的草率从事,有的立议争胜,极力推荐自己中意的人、亲朋、同乡、门生。这样官员间往往结成党派,互相包庇,徇私舞弊。

  康熙帝对督抚与部院堂官营求结纳,分树门户,处理政务放弃原则的弊端深恶痛绝。如山西巡抚穆尔赛,贪酷至极,罪恶昭著。当康熙向大学士、九卿等询问此人为官称职与否,满族大学士勒德洪等,竟不康熙传                     91据实陈奏,企图包庇。康熙帝震怒,将勒德洪等各降两级,满族九卿科尔坤等各降三级,穆尔赛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康熙还发现,“河工诸臣,一有冲决,但思获利,迟至数年,徒费钱粮,河上毫无裨益 ”,他认为问题的根子在工部。他亲自主持,经数年清查,终于查实了工部从尚书、侍郎以至分司官员,组成了一个大贪污集团。他分别给予惩处。康熙也从中进一步看到了察治部院大员的重要性。他对满尚书、侍郎等说 :“天下之民所倚依为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贤否系于藩(布政使)臬(按察史), 藩臬之贤否系于督抚,督抚又视乎部院大臣而行。部院大臣所行果正,则外自督抚而下,至于守令,自为良吏矣 。”

  所以康熙于四十二年正月,第四次南巡途经济南,参观趵突泉,书写匾额“源清流洁”四字。他将“源清流洁”的思想用于吏治,把严格约束和考察高级官员作为吏治之第一要务是英明的。因为高级官吏身居要职,直接影响下级官吏,或带出一批清廉贤吏,或养成一群庸劣、枉法之徒。他们还左右重大朝政,包括财政、人事、决策、立法等,决定着国家能否按正确制度行事,可谓事关重大。

  康熙帝十分重视察吏,并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与制度。康熙通过职能部门考察官员,仍使用明代的办法:京察、大计和军政等。京察就是考核京官,六年康熙传                     92一次;大计是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到时由在京衙门三品以上堂官,地方督抚及提督、总兵自陈功过,吏部、都察院开列事实具奏候旨。其下属官员分别由京堂、督抚、提督填注考核评语,选册开送吏部、都察院。上述被考核官员,凡清廉自守者被荐举任用,贪酷不谨慎者给予论劾,然后分别按级升赏、降革。康熙在利用这些旧制时不墨守成规,于大计、军政之外,另行“两年举劾”制度,由军政长官举劾属下功过,分别奖惩。因为京察间隔时间太长,康熙就传谕各衙门堂官,对属下随时甄别、指参,以示劝惩。另外,康熙还主要通过亲察与密奏,考核奖惩官员。

  亲察,即皇帝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中,“有虚糜俸禄懒惰不上衙者, 有老疾孱弱不能任事者 ”,有逃避苦差装假称病者,正在学习中的庶吉士,也遽回本籍,至三年考核将近又来考试。针对这些情况,康熙提出建立注册考核制度,规定部院官员因病因事不上衙门者, 均需注册,“以凭分别勤惰”。通过注册, 康熙帝掌握了官员的出勤情况。五十三年二月,翰林等官告假者达三分之二,康熙据此决定 :“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教习进士,并科道官员,有告病回籍者,悉令休致 ”,解职回家。

  康熙传                     93

  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向皇帝陛辞,康熙有针对性地同他们研讨问题,提出要求,做初步的考察。如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研究了禁陋规、节约不必要的开支、整理官吏队伍等问题。康熙知道徐旭龄任山东巡抚居官清慎,鉴于前任漕运总督俱不称职,所以将他升任此职,对他说 :“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 。”徐旭龄感激皇帝知遇之恩,提出一套禁陋规、节省支出的计划。康熙表示赞成和支持。康熙还同即将赴任的广东提督许贞研究缉捕广东盗贼问题。许贞报告了自己缉捕盗贼的方案,康熙听了十分满意。地方官赴任之后,康熙仍不时召回接见,对地方情形和兵民生计问题当面咨询。

  康熙帝还通过亲阅题疏考察官员。如原任偏沅巡抚韩世琦,奉命采办楠木,借口四川酉阳土产楠木合适,请令四川督抚办理;等将其改任四川巡抚时,又奏称酉阳楠木因路途遥远不便察看,请求行文湖广督抚就近察看。康熙帝从中看出他“前后题疏,参差不合 ”,令吏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康熙帝亲阅刑部秋审重囚档案,发现九卿“阅视数月,其字句错误处并未看出一二”; 刑部刊此档案“先不详审,殊属不合”。此类文书关系人命, 康熙认为一字一句的错误均不能容忍,所以令都察院“严察议处”。 另外,凡康熙传                     94专务逢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泛之类的奏章,康熙帝都要一一指出,令其改正。

  康熙帝出巡时,都要亲自考察官员。他执政期间,曾南巡苏州、杭州,东巡盛京(沈阳)、吉林, 西巡宁夏、山陕,北巡塞外蒙古,他还经常巡视北京周围地方,每次出巡各有视河、谒陵、狩猎等具体目的,但每次都把周览民情、察访吏治作为一贯的任务。八年二月,康熙帝巡行北京附近,发现通州知州欧阳世逢、州同李正杰,庸劣无才,副将唐文耀不娴武事,将他们俱行革职,并追究直隶督抚不早行参奏的责任。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第一次南巡,驻江苏宿迁,发现漕运总督邵甘问题严重,将其撤职,令随旗行走。二十八年正月初八至三月十九日,康熙帝第二次南巡,返京第二天,便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任免了一批高级官吏。出巡察吏与察访民情相结合,往往能访得实情,康熙帝曾深有体会地说 :“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 。”

  康熙还通过亲信密奏考察官员。康熙帝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把密折视为特别耳目,亲自审批。他认为密奏有约束官吏的作用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 有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查清的问题,经密奏得以弄清楚。康熙传                     95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案被公开揭发后,发生了督抚之间相互攻击的事件。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共同作弊,揽卖举人,胁索银两。噶礼又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加上审理的人偏袒噶礼,使问题呈现复杂状态。康熙命令苏州织造李煦调查密奏审案实情、江南群众反映、噶礼张伯行动态等。 康熙据此力排众议,果断处理此案。 康熙认为“欲知天下事理 ”,靠密折胜于微服私访。

  康熙帝重视考察官吏主要内容是奖廉和惩贪。他坚持奖廉与惩贪并举。

  康熙帝坚持以廉洁官吏的事迹激励规劝百官,澄清吏治,以使潜移默化,改掉贪风。清官需要发现和扶植,康熙一生发现、培养、奖励清官始终不渝。得到康熙帝褒奖的第一位清官是直隶巡抚于成龙。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人,顺治十八年任广西罗城知县,这时已四十五岁。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康熙八年升湖广黄州府同知;十三年二月擢任武昌知府,后调任黄州府知府。吴三桂叛军盘踞湖南时,煽动湖北数县响应。叛军号称十万,逼趋黄州。这时清朝援军全部赴湖南,黄州十分危急,有人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认为黄州是七郡咽喉之地,“弃之则荆岳瓦解”,誓死不去,集乡兵数千人,亲自冒着石头飞箭,率众拼杀,剿抚兼施,瓦解贼众, 费时二十四天,“以乡康熙传                     96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丝粟 ”,平定了黄州,从而打通了平叛战争后方转饷要道,有力支援了荆州大军。他后来连任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康熙十九年迁直隶巡抚时已六十四岁。上任之后,是非分明,支持廉洁官吏,劾奏贪婪县令。康熙得知于成龙的事迹,于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在懋勤殿亲自见,表彰说 :“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 。”勉励他“始终一节 ”,赏赐白金、良马、御制诗等,嘉奖其廉洁贤能。同年年底,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感激皇帝知遇之恩,到江南更加勤奋。江南官吏知于成龙好微行私访,每遇白髯伟岸者,便互相转告,循规蹈矩。然而秉公亦能招怨,竟有人挟仇谗害,以致部议令其休致,但是康熙帝特诏留任。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将军、部院等大僚察看其遗物,“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康熙闻讯,感慨非常,称之为“天下廉吏第一 ”,加赠太子太保,予谥清端,御书“高行清粹”祠额及楹联赐之。

  奖励清官,意在倡导百官效法。二十七年四月,康熙授满洲镶黄旗人吏部侍郎傅拉塔为两江总督,临行叮嘱他 :“尔此去当洁己行事。前任江南总督数人无过于成龙者,尔如其所行可矣 。”傅拉塔遵旨上任后,不负皇帝所望,清正廉洁。三十三年闰五月傅拉塔卒于任所。康熙看到遗疏,以痛惜的心情对大学士康熙传                     97等说 :“江南江西总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龙之后,惟傅拉塔一人 。”康熙破例派人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授予骑都尉世职,令其子承袭。四十四年,康熙第五次南巡,经雨花台,赐御书“两江遗爱”匾额,令悬于傅拉塔祠堂。

  继于成龙任直隶巡抚的满洲镶黄旗人格尔古德,继傅拉塔任两江总督的汉军镶黄人范承勋,以及江苏巡抚张伯行、闽浙总督王骘等,也都是著名的清官。康熙还发现和培养了张鹏翮、彭鹏、郭  、陈瑸等廉洁的官吏。

  康熙宣传清官,鼓励官吏们争当清官,是对广大官员的鞭策和期望。然而实际上清官不仅数量少,其活动、作用均受局限,不可能改变当时官民对立的基本状况。所以,还必须惩治贪官。

  康熙亲政初期,整饬内外官吏,着重清除辅臣的影响。八年五月擒拿鳌拜之后,以鳌拜辅政时“荐劾不公”为由,特诏举行察典,对在京三品以上部院满汉堂官及在外的督抚等官“详加甄别”。 至九月,经皇帝批准,革职、降级、休致在京满汉官员共83人,此外,还将十余名总督巡抚革职、休致或随旗行走。

  平定“三逆”叛乱之后,重点处理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等重大贪污案件。侍郎宜昌阿被派往广东查看尚之信家产,同广东巡抚金X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康熙传                     98收受尚之信商人沈上达的贿赂共89万余两,他怕沈上达事后告发,将其谋害灭口。事发后,经半年多审理,于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结案,宜昌阿、金X等拟斩,道员王永祚拟绞,俱监候秋后处决。奉差审理此案的刑部侍郎禅塔海,因未审出谋害沈上达之事被革职。另一重大案件是蔡毓荣贪污逆产案。蔡毓荣在攻克云南省城昆明时,将吴三桂应入官之家财人口侵吞归己,并大量馈送其他大臣、官员等。康熙令将蔡毓荣及其儿子蔡琳革职拿问,详加严审,务将情弊尽行察出。

  康熙于三十六年歼灭噶尔丹之后,察吏安民重点在于反对横征暴敛,激变百姓。亲征过程中,康熙两次西巡,远抵宁夏,周览山陕沿边形势,咨询民间疾苦,发现“所在兵民筑土屋以为居,耕沙碛以为业,生聚之计甚属艰难”;而官员们,“文则加征无艺,武则侵扣月饷 ”,山西一小省,科派竟达百万。康熙气愤地质问说, 如此科派,“民何以堪”?因此,在三十五年底,趁山西巡抚温保丁忧暂时离职之机,将内阁学士倭伦升补,并传谕:毋效温保所为。翌年闰三月十六日又以年龄衰老,不能胜任为由,将陕西巡抚党爱、按察使纳垒解任。

  康熙三十六年,山西蒲州府发生民变,百姓逃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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