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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不久,雾气不断从河面升起,到傍晚时分,已经浓得成了一床灰蒙蒙的雾毯。九点,当议会大钟敲响,全英国的人们都打开收音机听新闻的时候,迷雾已是铺天盖地了。亚瑟·克鲁克打开布卢姆兹伯利大街123号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感到置身于一片混沌之上似的。溟蒙中不见一星光亮,连物体的一点轮廓也看不见。向下望去,漆黑一团,犹如深渊。只有他那双灵敏的耳朵听到了从远处隐约传来的声音,那是夜间赶路的行人时断时续的脚步声和一辆汽车闷里闷气的喇叭声。那位汽车司机也太欠考虑了,天气如此恶劣还出车在外。

  亚瑟·克鲁克目不转睛的注视着隐没在雾海中的城市的上空,心想:“好一个阴沉的夜晚,算得上是坏天气了。”他伏案工作已经十二小时了,这时,他关好窗户,转身回到桌旁,又想道:“不过,这种天气倒是很能给人找活干。对于医生和救护车司机来说,对于警察和承办丧葬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胆大妄为的盗贼和天生的谬种来说,大雾就意味着有活干。”

  当然,对于亚瑟·克鲁克这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是专门对付那些罔顾法律胡作非为之辈的。他以吃冤枉官司者的救星而蜚声于欧美两洲。

  就在他脑海里闪过这些念头的同时,那司机正等着什么,这时,有一个人趁黑溜出住所,那只是个带浴室的小房间,他却称为他的公寓,他还不知道这天晚上要出什么事,他的敌人却盯上他了,虽是在暗中,却近在咫尺。

  克鲁克先生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对方的声音小极了,象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仿佛也被大雾给闷抑住了。然而,克鲁克对人是很有研究的,熟谙人的种种心理,这时他知道那家伙是给吓破了胆。

  “真的,他抖得那么厉害,差点抖得把电话撂了。”第二天他对比尔·帕森斯说。

  “怪了,这样一个胆小鬼居然没有吓死。”

  “克鲁克先生,恐怕天太晚不便去找您了……”对方窃窃细语道。克鲁克听见对方揿了一下按钮,有硬币落下去的声音。

  克鲁克心平气和地说:“有关我的消息经常见报,我要是参加争取四十小时工作周的运动,会让人人皆知的。什么时间工作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象这样的雾天,晚上九点和早上九点一个样。”

  “正是因为这场大雾,我才有可能给您打电话呀。”那声音神秘莫测地说,“您要知道,但愿那人没有在黑暗中盯着。”

  “该死的,”克鲁克懊丧地想,“又是一个迫害狂病例,”但他还是格外耐心地说,“有什么事吗?有人跟踪你吗?”

  对方似乎对他语气的变化很敏感,“你以为我是凭空想象的吗?但愿如此吧!我确信有人盯上我了,何况他还警告了我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是今天晚上。”

  “他怎么警告你的?”

  “他给我的公寓打来电话,每次说的话都一样,‘史密斯,是呢吗?记住,沉默是金。’说完就撂了电话。”

  “说真格的,”克鲁克冲口而出,“这还不及我在孩子们聚会时听的笑话有趣呢,是哪位朋友和你打哈哈来着?”

  对方回答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这时他把声音压得愈发低了:“不过——他就是勒死伊莎贝尔·鲍德莉的那个人。”

  大家都见过那些迅速换装也扮演另一个角色的艺术家,他们身着燕尾服,脚登锃亮的高筒皮靴,到台上向观众行礼,然后又下台,转瞬之间便穿着金银丝缀饰的紧身衣裤,带着锡纸光环又上了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切,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比起克鲁克先生来,艺术家门可就相形见绌了。克鲁克一听到刚才那句话,顷刻之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啊,有眉目了,”他说道,他的话音是那样热烈,就象刚刚燃起的一团火。“你说你姓什么来着?”

  “史密斯。”

  “你既然想用这个姓……”

  “我这不是胡诌。我倒想要一个高雅点儿的姓,我尽量用字母Y来拼它,不过那也好不了多少。那天的晚会啊,我也去了。你当然不会记得,我又不是那种引人注目的要人,伊莎贝尔·鲍德莉也不记得了。我那天晚上到她家时,她还以为我是去查水电表什么的。她压根儿没有料到我会去。先前她只不过说了一句:‘哪天晚上有空你可得来呀,我一般星期五都在家。’我本以为她的意思是最多不过有两三个人……”

  “和母老虎约会,”克鲁克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是驯狮的吗?”

  “我在一家叫做‘威尔逊、威尔逊和威尔逊’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不知是不是每星期五都那样,发正我那天晚上到那儿的时候,楼里头满是人,而且,全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我是说在我看来是不三不四的人。他们都挺年轻的,其中大多数不是刚刚退伍就是等着退伍。连那个医生都在空军里呆过。他们全盯着我,好象我是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动物似的。我听见有人说:‘这人好象生来就戴着高礼帽,穿着条纹裤。’他们无非是拿我当笑料。”

  “要说还够不上一块笑料呢,”克鲁克先生满不以为然地想。

  “可笑话恰恰出在他们自己身上,”那人说着说着,突然提高了嗓门,“因为汤姆·默林没罪,这事只有我知道。”

  “嗯,我也知道,”克鲁克先生温和地申述道,“因为我一直在为他辩护,要知道,我只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效劳。知道默林无罪的还有那位小姐,要不然,她就不会把我给拖进去了。我说的是他要娶的那位小姐。啊,当然罗,真正的凶手也知道。那末,加在一起就有四个人。实际上也不算少啦,你是怎么知道的,给讲讲好吗?”

  “凶手从屋顶塔楼间里出来的时候,我正呆在窗帘后面。他擦着我身边过去,险些蹭着我,不过,人们正玩着那种叫做‘暗杀’的游戏,楼里黑灯瞎火的,我当然看不见他。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人犯了罪,但我一知道出了事,就意识到他肯定是从她呆的那间屋子里出来的,因为除此以外,他不可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出来。”

  “喂,”克鲁克先生说道,“就假定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件事。”也许还真没听说过,他寻思道,“你从头到尾讲一遍吧。第一,你为什么钻到帘子后面去?”

  “我是藏在那里的,倒不是因为玩游戏,而是我……唉,我太难受了,早知我就不去了,那种聚会根本就不该去的。我出点什么差错,他们就拿我开心,要不的话,就根本没人理会我。要不是默林先生,恐怕连杯酒也喝不上。默林先生很为我感到不平。我听见他对那个医生说:‘伊莎贝尔应当记住,每个人都是人。’那位叫做邓恩的医生说:‘今天这话可晚了点。’”

  “听起来象是花花公子的聚会呢。”克鲁克说道。

  “真是……够可以的。那些男人似乎都爱上了她,我还琢磨不透是为什么。不过,他们当时确实是如此。她长得并不很漂亮,可是看他们那样子,好象她身上有什么东西使她周围的人都大为逊色。”

  克鲁克边听电话边点头。这就是人们对那位死去的女人的评价。报界把她说成是一个想当名妓而不成工的人。她生不逢时罢了,不然她早就一鸣惊人了。实际说来,甚至在一九四五年,她干的就不含糊了。

  “以前那里的聚会就是一塌糊涂,”史密斯接着说下去。“我们玩了字谜游戏。对于这类玩艺儿,我可确实一窍不通。他们那些人倒是精于此道。有一两个还是登台演出的专业演员哩。其他那些人也象是干过半辈子业余演员似的。他们一个劲笑话我,后来他们烦了,嫌我太笨。虽说我表示愿意退出来当观众,可他们还是玩了一会儿就不玩了。过后我想回去,但鲍德莉小姐说,她家离车站有三英里远,再说别人还没有打算走的,我这样走怎么能行?要是晚点走就可以搭便车了。暗杀这游戏也和别的游戏一样糟糕,说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黑乎乎的,说不定会撞到谁身上。有一次,我恰好撞见伊莎贝尔和汤姆·默林。他正告诉她,要她最好当心点,这些日子不定哪天她会被人弄死。她笑着说:‘你愿意这样做吗,汤姆?’说完,她笑得更厉害了,问他还想不想他那位忧郁的小姑娘(她这样称呼她),他一度认为他可以同她结婚的。还问他,如果想回去,为什么不走?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堵心得很。我离开那儿,钻过一个窗户,来到了平屋顶上,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铅皮屋顶。我本想在那儿呆到游戏完了,可是在那儿也不得安宁。不一会儿,默林先生气冲冲地到屋顶上来了,我怕让他看见,就借着暗处,蹑手蹑脚地兜了个圈子,钻进另一个窗户,到了楼里。我就这样,无意中进了塔楼间。”

  “真有点小方特勒罗伊勋爵的味道,”克鲁克赞叹道,“那后来呢?”

  “当然所有的灯都是关着的,不过,月亮还挺亮,我看得见蓝色的帘子,并听到有声音,我想准是鲍德莉小姐藏在那儿,一时想过去把她找着,好在游戏中取胜。可我马上又意识到,还有个人,还有个男人和她在一起。”

  “难道你就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这就不好办了,”克鲁克说,“他们都挺快活的,是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快活。实际上,他们大伙儿一直在开怀畅饮,他俩也喝得轻狂起来了。放浪形骸的事,我是不喜欢的,我没有多少兴趣,因此我想出来。他们俩谈得是那样入神,我听那男的说:‘伊莎贝尔,这是你自作自受呀。’我悄悄地出去了,他们没听见。要知道,我以前当过灯火管制人员,行动起来神不知鬼不觉。”

  “做得对,”克鲁克赞同道,“何必去捅马蜂窝。后来呢?”

  “我下了一小截楼梯,来到一个楼梯平台上。好象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我便藏到了帘子后面。我怕被人发现,可那脚步声又下去了。我听得见窃窃私语,听得见哈哈大笑,总之听得见任何一个社交聚会上可以听到的形形色色的声音。除了我以外,人人都在寻欢作乐。”

  “当然,还算上伊莎贝尔。”克鲁克说道。

  “在这以前,她也一直在寻欢作乐。我在帘子后面没呆多久,塔楼间的门就悄然无声地关上了。有人蹑手蹑脚地摸下楼来,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好象趴在楼梯扶手上探头,看有没有人会发现他。我简直连气都不敢喘了,不过,当然罗,我当时还不知道除了凶杀案。过了一会儿,我听他下去了。接着就听到有人上来,脚步很快,上了楼梯便进了塔楼间。我正准备出来,忽听得有人大叫:‘诺曼,诺曼,发发慈悲吧……’邓恩医生扯开嗓门儿喊道:‘来了,你在哪儿?’他原先是皇家空军的军医,这你肯定知道。那头一个 上来就是安德鲁·泰瑟姆,他是演员,敦刻尔克战役后退伍的。他说:‘别让女人上来,可了不得了!出了事了!’”

  “女人们自然一涌而上,就象海水冲到了卡纽特国王的脚边,是吧?”

  “上来好多人,我打藏着的地方出来,和大家呆在一起。这时塔楼间的门关着,不一会儿,泰瑟姆先生出来说:‘大家最好都下去,出了一件意外的事。’随后邓恩医生走到他身旁说:‘给他们说这个有什么用?反正他们也得知道出了什么事。伊莎贝尔被人谋杀了,我们的处境都很不妙。’”

  “你什么时候突然想到有事要报告警察的呢?”克鲁克冷冷地问道。

  “我……我当时吓坏了。没有马上想到报警。大家都开始努力回忆自己在什么地方呆过,但是,由于黑灯瞎火,当然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我说,我藏在帘子后面,确实没有玩游戏,可是没人理会我,好象他们眼里没有我这个人似的。后来有个姑娘问道:‘汤姆哪去了?’泰瑟姆先生说:‘这就怪了,但愿他没有一块给害死。’他当然没有。过了一会儿,他来了,开口就问:‘大家玩得痛快吧?’接着一个名叫菲比的姑娘发开了歇斯底里。随后,泰瑟姆先生问:‘你刚才究竟在哪里?’汤姆说他在平屋顶上来着。他也没有玩。看人们那样子,有的感到惊讶,有的感到不相信。邓恩医生说:‘你要是在屋顶上的话,肯定会听到有些什么。’他回答:‘就听见一般的吵吵声啊,怎么回事,我们这里出人命啦?’泰瑟姆先生叫道:‘住嘴,你这蠢家伙!’汤姆这才瞪着大伙儿问道:‘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们这是怎么啦?’大家这才把事情告诉了他。有些人似乎以为他一定听到了响声,可邓恩医生说,只要凶手精明老练,手脚麻利,就不会有多大声响了,这样,平屋顶另一头的人也就注意不到,再说,他本以为听到的也就是大家玩玩啊,耍啊,说个悄悄话什么的。”

  “警察来的时候,你没忘了告诉他们那个从塔楼间出来的家伙吗?还是你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保密呢?”

  “恐……恐怕我当时真有些晕头转向了。要知道,我正琢磨着说什么好,猛然想到,还根本没人承认进过塔楼间呢,我也拿不出一点儿证据,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况且,我也不清楚那个人是谁……”

  “你知道,”克鲁克先生说,“看来,好象等我替汤姆·默林辩护完,还得去承担替你辩护的苦差使。”

  “我当时看不出说实话有什么好处,”史密斯先生申辩说,“可是他们后来逮捕了默林先生,我不能再沉没下去了。因为,我认为,即使我不能指出凶手的姓名,甚至不能证明默林先生无罪,可陪审员要是听了我要说的这番话,就不会宣判默林先生有罪的。”

  “这一点你要清楚,”克鲁克的声音严厉起来,“无论情况如何,都不会判默林先生有罪的。我眼下正操持着汤姆·默林的事,所以,现在不会绞死他。尽管如此,咱俩还是得携起手来。你说你在哪儿来着?”

  “在河堤这边一个公用电话间。”

  “恩,你赶紧到这儿来怎么样?”

  “冒着这么大的雾吗?”

  “你刚才说过雾天倒更安全呢。”

  “打电话安全,因为电话间离我的公寓很近。”他突然抽风似的发出了一阵咯咯的怪笑,“不过,说实在的,我一看身上只剩了一个便士,就知道时运不佳,没法去了。好在 口袋里还有一个便士,是留着买晚报的……”

  “别说了,留着那点闲话写回忆录吧,”克鲁克以恳求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你别的甭管,就顺着河堤一直走吧……”

  “电车都停了。”

  “别埋怨电车。”克鲁克说。

  “不知道火车会怎么样,这种天气我可不敢坐地铁,不过,我觉得就在刚才有辆出租车……”

  “听着!”克鲁克说道,“你照我刚才说的那样,一直走到柴荣广场。你掉不到河里去的,没有车辆来往,也就没有什么撞得上你,地铁不会有问题的,从柴荣广场到拉塞尔广场很近,到莱斯特广场再换车。听明白了吗?不出二十五分钟,你就可以到我的办公室了。我家跟车站隔着有三个门‘儿。我住在哪儿你问谁都行。晚上,我这里是伦敦最知名的地方,没比啦。”

  “明天行不……?”史密斯问道,可克鲁克却说:“不行!你可能到不了明天,又受到警告了。再来警告,兴许比匿名电话厉害,你性命就更难保了。喂,别灰心丧气的。这就象治牙一样,一旦治了,半年也不会犯病。只要那位X先生认为你还没有把他犯罪的事泄露出去,你对他就是一个威胁,你一起把它和盘托出,就会转危为安了。”

  “到柴荣广场去,要走好长一段路呢,”那可怜的胆小鬼说起话来直发抖。

  “近得很,”克鲁克保证说,“别坐电车和出租汽车,走路来也许更保险些。”

  许许多多的金玉良言就是这样戏谑地说出口的。

  克鲁克先生把电话撂在一边,看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鼓壳大怀表思索着,“那么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史密斯这番叙述有多少真实可信呢?其次就是,警方会相信多少呢?假如他是汤姆·默林的挚友,他必定会这样说,这要是一派胡言,那可就说得太圆了,恐怕再也诌不出更圆的了。他提供的情况证明不了汤姆无罪,但正如他所说的,却足以使陪审团犹豫不决。可惜他没有早一点儿说出来。”

  当然,那也可能是凶犯编造的谎言,倘若如此,当时他就会立刻讲出来的。况且,就连敢作大胆设想的克鲁克先生也不会怀疑史密斯先生犯有谋杀罪,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材料。

  “这人平平庸庸,”克鲁克判断道,“黑领带,尖领子,提溜着雨伞和公事包,平日八点十分上班——‘是的,布朗先生。’‘当然啦,琼斯先生。’‘我就办,鲁滨逊先生。’下午准坐六点十二分的车回家,就象钟表那样有条不紊。星期六下午看场新闻短片,要不就侍弄侍弄花卉盆景,借以消磨时光。星期日则 大睡特睡其懒觉”——这个时间表一直持续到他与世长辞。

  然而此时,无论是史密斯先生还是亚瑟·克鲁克,他们都没有料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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