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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工作》〔1〕

  前记〔2〕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3〕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4〕。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5〕说:

  “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6〕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7〕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8〕,“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9〕。”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10〕,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11〕,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

  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14〕。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15〕,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

  〔1〕《一天的工作》鲁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内收毕力涅克的《苦蓬》、绥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铁的静寂》、聂维洛夫的《我要活》、玛拉式庚的《工人》、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尔玛诺夫的《革命的英雄们》、唆罗诃夫的《父亲》、班菲洛夫和伊连珂夫合写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等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两篇为文尹(杨之华)译。《苦蓬》、《肥料》和《我要活》三篇在收入单行本前,曾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半月刊、《北斗》月刊和《文学月报》。

  〔2〕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无产者教化团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苏联早期文化组织,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后,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部,并出版定期刊物《无产者文化》、《汽笛》等。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都犯有错误,一九二○年列宁曾给予批评。一九三二年解散。

  〔4〕作家的大会指一九二○年五月“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作家大会,出席者有代表二十五个城市的作家一百五十人。

  〔5〕英古罗夫(C.cFb

  UTJ)《在岗位上》派的文艺评论家。

  这里引用的他的话,见于他作的《论损失》一文,载《在岗位上》杂志创刊号(一九二三年)上。

  〔6〕阿灵比亚即奥林匹斯,希腊北部的高山,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住所,古希腊人视为神山。

  〔7〕《青年卫军》即《青年近卫军》,文学艺术和通俗科学杂志,俄共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二年创刊于莫斯科,与同年十月成立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社有密切关系。一九二三年三月“青年近卫军”社与“十月”社、“工人之春”社同参加“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8〕“十月团”即“十月”社,苏联早期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核心人物有原属“锻冶场”社的马雷希金,“青年近卫军”社的培赛勉斯基,“工人之春”社的索柯洛夫和未参加团体的里别进斯基等。

  〔9〕柏拉图一流的欢喜指幻想或理想的快乐。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飨宴篇》等。

  〔10〕里培进斯基(1898—1959)通译里别进斯基,苏联作家。《一周间》,描写内战时期斗争的小说,有蒋光慈译本,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1〕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苏联作家。早期作品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一九○五年革命后,转而以工人革命斗争为主题。《铁流》,描写红军游击队与敌人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有曹靖华译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鲁迅写有《编校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12〕革拉特珂夫(1883—1958)苏联作家,早年参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流放,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士敏土》(现译《水泥》),描写国内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为恢复生产而斗争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五年,有董绍明、蔡詠裳合译本,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13〕《哈蒲》伊凡诺夫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小说,描写在西伯利亚猎狐的故事。

  〔14〕苏联作家的联盟指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后解散,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15〕这里所说“首先的两篇”,指《苦蓬》和《肥料》;“后八篇中的两篇”,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后记〔1〕

  毕力涅克(Boris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2〕第三十六编平冈雅英所译的《他们的生活之一年》中译出,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争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镶细工之观,可是也觉得颇为悦目。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说,其实都是小说的材料(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是评得很惬当的。

  绥甫林娜(Lidia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亲是农家女。高等中学第七学级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员,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争的时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给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说,竟大受读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续的创作,最有名的是《维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3〕译本)和《犯人》。(中国有曹靖华译本,在《烟袋》中。)《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马的译本译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而前者终于失败。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盖不独苏联为然。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鲁和认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绝不见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读书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译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须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4〕,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义。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熔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篇幅。

  聂维洛夫(AleksandrNeverov)〔6〕真姓斯珂培莱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Samara)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7〕,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锻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riaEinstein)〔8〕所译,名为《人生的面目》(DasAntlitzdesLebens)的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们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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